一
“胶东”，人们习以为常的概念却有着歧义：有以为是地理概念，指胶莱河以东的广大地区，有以为是行政区划概念，不同历史时期辖区大有差异，但通常指胶东半岛所有县市。本书却使用文化形态的概念，尽管也主要讲胶东半岛（大体是现在烟台、威海两市）的历史故事，但却把青岛排斥在外。青岛着力于地方历史的研究，一套《青岛文史撷英》，七本之众，囊括全面，令人耳目一新，但就文化形态而论，那里毕竟是海洋文化，与烟威地区的江河文化迥然异质，所以修纂历史，应当是另起锅灶，才会有并不驳杂的历史观念。
这样，就界定了本书的地理范围，就是胶东半岛以丘陵地带为主的广大地区，写它七千年来发生过的事，还有做过这些事的人。
拙著《胶东半岛鸟文化——胶东文化史撷英》的扉页上用大字提出“一个城市的文化个性只能从地域文化的亮点中寻找，而胶东历来就是文化特区”。一本20万字的书就在印证这一观点。
胶东历史上由于三次海侵，让这里的远祖生活在相对独立的环境中，因而产生了既与中原文明相联系，又自成体系、独立发展的古代文明。距今七千年的白石村文化显然是上古文明的“特区”，是一个特殊的“板块”。
中国旅游出版社总编辑黄金山拟建立“东夷文化研究会”，就是想证明中国上古文化的多元性，剖析胶东上古文化的历史进程。这件事早已引起国内许多智者的关注，并不是我这“草根”后学的什么发现创见。
新世纪以来，胶东学者开始讨论胶东文化发展的战略问题，提出种种不同的概念，诸如海滨文化、英租文化、葡酒文化、海疆文化……乃至博物馆文化，莫衷一是。有一种意见是：中国古代文化即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即齐鲁文化，春秋之前的齐鲁文化则是胶东文化。这种说法其实是值得商榷的，不仅过分抬高了胶东文化，而且不符合历史事实。
中国古代文化，包括胶东文化都是多元的。即以胶东而论，江河文化的种种形态，包括儒家，自然能找到发展脉络；但是，徐福东渡却不妨视为海洋文化的滥觞。徐福不是“钦差”，所以与其说是“文化使者”，不如说是“商业代表”，他率领的是庞大的百工团队，做的是技术输出。另外，所谓的“齐鲁文化”也是个混合概念，齐文化与鲁文化是异质文化，鲁文化尚“礼”，孔夫子要“克己复礼”；齐文化尚“利”，继承了古莱国的商业之风。复杂的历史不应当作简单化的概括和推理。
为了客观而较准确地叙述胶东七千年的文化形态，《胶东通史演义》这本书采取分四个分册来分别述说的结构，以讲述为什么是“特区”。
第一分册，从白石村文化到秦汉。时间跨度很大，漫长的史前社会到封建社会确立、早期。这段历史，远祖广泛存在的“鸟崇拜”，春秋的“稷下之学”令“特区”的文化特征有了“基因”。秦始皇嬴政三次东巡，把“草原文化”的王霸之气注入胶东文化，所谓“颂秦德”只是“杂糅王霸”，他也正是在胶东调整政策，所以史传“召文台”。汉武帝刘彻八次到胶东寻仙，演出了若干闹剧，然而也正因为他才把“仙道文化”提升到“国家级”水准而根植历史沃土。从而大大加浓了胶东文化的多元性。
第二分册，写魏晋南北朝至元代灭亡，历史跨度一千多年，这一时期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成熟时期。跟前一分册比较，帝王不见了踪影，虽说民间传说有唐王东征，其实却是望风扑影。就文化而言，也绝少大师巨擘，汉时尚有郑康成在“经学”上大有造诣，宋时理学已登峰造极，但胶东却罕见硕儒。
然而，元代却出现了“和谐理论集大成者”丘处机。丘祖代表的“北七真人”，牟平五个，栖霞、掖县各一个。他们无疑创造了一个胶东文化的高峰。显然，只能是胶东文化积累的成果，绝不会是无源之流。历史的继承性决定了它的辉煌。
当然，现在对“全真派”的学说研究得还不够。中国文化要输出，能引起共鸣，得到共识的，“和谐理论”是重要一翼。
第三分册写明、清，时间跨度六百年，中国封建社会盛极而衰的末期。
这里似乎有一个悖论，明代胶东出现了一位伟大的民族英雄戚继光，清代也出现了一个“伟大的爱国者王懿荣”（《红旗》杂志社论语）。《戚继光文化》开拓了胶东文化的爱国主义传统，似乎是在加固封建国家的统治机制；但是清初栖霞却爆发了于七农民起义，直接破坏封建统治。
胶东文化的基本理念向来就是“有序”的，却恰恰在清廷刚刚确立了封建秩序的康熙初年，罕见的农民造反，却在栖霞如火如荼。这很可能是另一种2“文化基因”，因为在往昔，这毕竟是一块多灾多难的土地。
第四分册写近代，时间跨度近百年。这段历史尚未得到充分研究，但有一个不争的史实就是胶东产生了独具特色的“开埠文化”，东西方文化在这里碰撞、扭曲，同时也交流、融合而得到发展。
本来还有第五分册，写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间跨度仅七八年，但却产生了胶东文化的另一个特色，就是红色文化与传统文化结合得非常出色，从而成为革命文化的摇篮。
总之，胶东文化有自己的个性，的确是一个“特区”。
二
2004年，我在印行《安家正文集》时加了个自序，内中写道：我要“为故乡城市化进程留下一点‘历史软件’。人们最终会发现，城市化的进程不仅仅是广场、高楼、大道的比拼，还要文化品位、文化个性。”当时还没有“软实力”的提法，“千城一面”之风正盛，令我也有认识的局限，现在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修史是城市化进程的必要“软件”，城市“软实力”的源泉，是建设“文化强市”的基础工程。
道理十分明显。所谓“软实力”的核心是“人”，一切都要通过人的因素体现出来。重要的是提升人（市民）的素质，尤其是文化素质。
修史，对于提高市民的凝聚力，关系重大。只有熟悉家乡，才能热爱家乡，然后才是全身心地建设家乡。很难设想对一个完全陌生的路人会由衷热爱；同样，很难设想，一个对本土历史茫然无知的人，会对故乡有真挚的感情。所谓“热爱”之类往往会沦为“邀宠”的套话。连本土历史都懵懂的人，常常是“浅思维”，只求物欲，而精神空白，常常都是“历史白痴”，因为没有历史敬畏感必然也没有社会责任感，为官则对整个社会丧失“人文关怀”；为民则失却“公民意识”，因为起码的历史知识是“人文关怀”的思想基础，也是自觉创造历史的原动力。
著名爱国诗人龚自珍说：“欲灭其国，必先灭其史”，就是这样一个道理。同理，任何一座城市，国际化大都会也好，边陲休闲小城也罢，都只能是历史的产物，本土历史常识必然成为市民知识结构基础性的组成部分，很难设想对本土历史一无所知的群体可以成为高素质的市民，所以对本土历史的冷淡和漠视，都是异常可悲的。
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包括最近提出的“蓝色经济”，都需要文化的支撑。胶东是海洋文化的滥觞之地，可惜，只有萌芽没有结果。如果真正地挖掘、开拓发展例如“海上丝绸之路”那样的海洋文化，肯定会产生明显的效果。前面已经提到，在近代胶东的“开埠文化”（英租文化）、当代的“红色文化”都是胶东独具的闪光亮点，正确对待这些“历史的馈赠”，必然会对胶东的发展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现在，跨国公司推行“人才本土化”战略，更凸显了这件事的现实意义。很难设想一个对本土历史文化毫不熟悉的人会成为他们招揽的人才。胶东推行“人才战略”，为招揽贤才分兵出征、山南海北流传不少佳话，即使过烟的专家学者也待若上宾。可惜的是，他们常常提出一些“赵本山戴领带”的“建议”，或者说出不顾本土历史的明显错话来。事与愿违的原因就在于，胶东人不曾把自己的历史系统地宣示于人，人家就不可能有对你本土文化的认同感。从“人才战略”考虑，这件事也迫在眉睫了。
胶东人实在大可不必妄自菲薄，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胶东实在人才济济。走出去的胶东人，做出重大业绩的林林总总。举例如社会学科的罗竹风、王冶秋、张谷岩、安志敏、牟宗三、栾调甫；自然学科的卢鹤绂、葛庭燧、杨起。即是本地土生土长的也成绩斐然。戚其章从甲午海战专家成为近代史泰斗；吕伟达从研究王懿荣家谱而成为“建国以来甲骨文研究屈指可数的专家之一”（中国殷商学会会长王宇信语）。他们本身就是胶东文化历史的研究对象，学问和精神都应该得到继承和发扬。
另外，还有一个求得“社会共识”的问题，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不同社会集团，不同地位的个体，利益诉求多样化，社会观念也纷纭复杂，要有“共识”，相同或相近的心态；都有相当的难度；但却有着共同的祖先，历史是让他们取得“共识”的捷径。可以说，和谐社会需要“共识”，而“共识”却完全可以借助于历史。本土历史对维护社会安定作用不可替代。
在“世界一体化”的大趋势下，地球将成为“共享繁荣”的村庄；但是，胶东受资源、能源的制约，不可避免地要被“边缘化”，现在就有“赶时髦”的所谓文化人已经在喊，胶东是个“过时的概念”，应当从历史上消逝。如果连自己的历史都可以尽情忘却，甚至戏弄、歪曲、编造，那就只能加快这一进程。不是危言耸听，后果实在不堪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