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口中的话语，便是“法就是公”。
法，绝不是天子一人所出，而是由天子和贤人共商而出，这便是“公”和“共”，首先得“天下为公”，而后方能“共和天下”，二者是相辅相成，互相约守的。
至于天子本身，绝非是不可质疑不可侵犯的，他的本源应是天命在人世间的代理，只要他触犯了“公共”之法，便是悖逆天命，那便按照孟轲所说，由天子沦为独夫。
天子怎么才不算是独夫，怎样才能垂拱而治呢？韩愈对高岳说，天子以“世爵”和“世禄”以养有高品性情的贤人，贤人便替天子理天下、保宗庙社稷来回报。以此类推，高品性情的贤人再往下，选拔中上品的人，担当大夫、循吏，来分摊理政的权力，保养地方州县，而后再往下就是中品的黎元百姓：百姓和上品贤人的关系，韩愈认为是“互相生养”的关系，百姓出力、纳税以养贤人，贤人劳心以教化百姓，百姓不能推脱责任，贤人也不可残害百姓。而百姓间，韩愈认为也是“互相生养”的关系，农人要稼穑纺织，工人则要制造器用，商人则负责互通有无，他们都出力生养别人，便有被保护被善待的权利，所以韩愈将人分为“六民”：士民包括天子、贤人，还有农民、工民和商民，士民居上，属于劳心者；其他三民在下，属于劳力者，但之间应互相平等；另外还有二民，就是韩愈所言的僧、道，这二民不劳心也不劳力，也不生养别人，不劳而获，是腐朽的寄食阶级，和下品的斗屑相同，都要“诛之”（韩愈有诛民的说法，后世谭嗣同和严复都对其进行严厉批判，但韩愈其实是冤枉的，韩愈所说的诛民，只是针对僧、道二民而言的，对于其他劳动人民，韩愈是主张要爱护的）！
也就是说，现在的韩愈已不反对工、商了，韩愈认为工商只要能产生好处，能生养这个天下，且手段符合道德法规，那便是对的，是值得鼓励的。
“退之的理论愈发精熟，我记得我曾对晏师说过，自此往后，便要进入舍我的境界，由此观之，舍我舍我，便是希望做到天下为公的地步啊......”对韩愈的整套理论，高岳已比较敏锐地捕捉到萌芽了，那就是种朴素的契约理论。
社会可以分阶层，但之间要有秩序，而这个秩序的基础就是各个阶层能达到利益的均衡，可各安其生，且有相当的流通性，如是便能在稳定繁荣的同时，还保持向前的活力。
民众以纳税的方式，和统治阶层缔结了契约，要求的就是得到统治阶层的保护和善待；而一旦统治阶层沦丧到横征暴敛民众，目的却只是豢养‘保卫之臣’、‘爪牙之军’，供自己独家所用，那么这种契约便自动宣告毁弃：按照韩愈的理念，民众便可择选另外的有望圣贤，而不用再死板地等待循环了。
这是韩愈对自己之前的循环论最大的修正——引入了动态的评价机制。
“卫公，天下为公的理念，确实是和家天下的理念背道而驰的。我唐以来，太宗皇帝算得上‘开天独倡’的圣贤级别人物，然犹自心念封建不止，非是别的原因，而是太宗皇帝有‘公天下’的心，这才是太宗皇帝真正超卓凡庸的地方，就算有诛杀兄弟的行为，可后继历代天子，哪里又能抵得上太宗皇帝的？不过是依仗太宗皇帝的福荫，可福荫就像是田地、钱财，不会只增不减，依愈的看法，到了现在，天子独制天下，既无德，也无力，非与贤人、诸侯共理不可。”
“那元元之人心呢？”高岳继续问韩愈。
韩愈回答得更加坦然：“西川向日战乱不休，西北连年遭西蕃侵攻，河朔割据以抗王命，江淮盗匪横行，普天下百姓惨遭兵革荼毒，痛苦不堪，这岂是天子独自所能解决的？正是靠建牙立旄，让韦令（韦皋官居中书令）镇西川东川，卫国公您先镇兴元、凤翔，后镇淮南，才有如今中兴局面，人心所向，圣主所望，恰好是要让贤人掌权。且贤人，和天子所亲任的‘防卫之臣’不同，贤人心系的是天下是苍生，而天子的‘防卫之臣’所作所为，只是奉戴迎合君主，对百姓何曾有真正的悲悯之心？贤人，乃是天下人望所在；而防卫之臣，穷达全在天子私人好恶之间，岂能同日而语。”
听到这里，高岳沉吟起来，良久他对韩愈说：“依我的看法，郡县也好，封建也罢，都有善和不善处，不能一而论之。不过退之你所说的天下为公理念，真正是戳中了我的心。岭南平蛮现在大功告成，封禅西岳也近在眼前，那我、韦皋、杜佑还有其他方镇节帅，都要前往京师，这郡县和封建的争辩，总得有个结果。”
这时庭院里的蟋蟀叫声，绵绵传来，高岳看着韩愈，很诚恳地邀请说，“退之可与我一道参与封禅庆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