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楚的记得，走的那天是2007年10月3日，我离开了那座承载了我所有记忆的城市，也离开了我最无法放下的你。
天气很好，飞机是在晚上11点30分起飞的，谢绝了姐姐的送行，因为我害怕离别的伤感，一个人拖着一只粉红色的行李箱通过了安检关卡。
下午计划实施前，本想再给贝子猪打次电话，再最后听听那个熟悉的声音，不过手机刚嘟了两下我就后悔了。算了吧，一切都只是徒增伤感而已。登机时我扔掉了那张使用了四年半的手机卡，因为从今天起我已经“死”了……
从飞机上往下看马德里机场，矮矮的建筑显得十分的朴素。这里没有国内机场拥挤的人流，更没有国内机场的豪华气派，却让我这个初次踏上这片土地的人，感受到了一丝家的温馨。爸妈正赶上临时有事，只好叫朋友Pablo来帮忙接我，听着Pablo满口蹩脚的汉语，我心里一下乐开了花，可表面上却得死撑着不露出半点声色。
机场外就是地铁站了，马德里以地铁线路发达而著名，地铁站标志清晰，站台的设计也十分的人性化。Pablo买票去了，异国他乡，我生怕一不小心就会走丢，只好不知所措地站在一边等候，然后注视着各色人种从我身边走过。那些行人只顾赶路，却一点都不对我这个黄皮肤黑眼睛的“老外”感到好奇，大概是见怪不怪了吧。
Pablo把我送到家，连门都没进就回去了。问清自己房间的位置，我便一头扎了进去，倒头呼呼大睡。第二天，窝在家里，吃饱就睡，睡饱就吃。自从小学毕业爸妈定居西班牙，我已经很久没有感受到一家三口其乐融融的滋味了，也再没尝过妈妈做的可口饭菜了，久违的美味让我忽然格外地想念中国，想念在那个不知在做什么的贝子猪。
7号就要去医院检查身体了，爸爸特地放下生意陪我去逛马德里，马德里是个相当适合步行漫游的城市，挽着爸爸的胳膊，从太阳门往西比列斯广场，直到王宫，沿途处都是观光客群聚尽情浏览古迹的身影。吃过午饭后，我们又去了马德里著名的西班牙广场，望着广场中央屹立着的塞万提斯雕像，和一旁上世纪四十年代建成的Torre de Madrid我又一次地对这个陌生的国度产生了莫名的好感。
次日爸爸开车带我去Mostoles医院做化验。
排了老半天队，却被医生告知，今天的时间已经过了，让我们明天9点以前再来。无奈只好转身下楼，医院里种植了很多常年的绿植，在我眼中，这里应该是充满瘟疫和死亡的灰色世界，可为什么眼前的植物却是绿得如此扎眼？
有些庆幸，又躲过了一天，尽管这已不是第一次抽血了，但我还是会害怕那种看着自己身体里的东西被一点点抽走的感觉，因为那会让我产生到一种无法把握命运的压抑，正如我的生命。
陪了我两天，爸爸实在是抽不出时间了，于是只好让妈妈陪我去医院。西班牙医生的怠慢与国内相比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漫长的等待过后，我被重重扎了一针，抽走了一大管血，然后医生把针头留在我胳膊上，固定住拉好袖子，让我在外面等结果。十分钟就能出的结果，我们却足足等了一个多小时，胳膊上始终有个可恶的针头……
12日是西班牙的国庆节，不过我并没有去看阅兵式，没有心情。从明天开始我就不得不得离开这个仅仅住了一周却让我倍感温暖的家，去一个充满白色的恐怖的地方，那个地方叫病房。
是日，入院。
办好手续后我们领到了两张牌卡，听说凭卡就可以在24小时内随意进出病房，而其他没卡的家属则只能在下午5点至9点这段时间入院。病房里装修十分豪华，如同国内的五星级酒店。两张床位，除了应有的床和柜子，每人还有一个小型的壁橱，房间里配有独立卫生间，床边还有一张供陪夜家属使用的皮制躺椅。两张床前各摆放着一台彩电，床边一副立体声耳机与之相配套，以便不影响隔壁病友的休息，病房里的电视和电话皆采用投币形式，投多少钱用多少时间。
隔壁床是一个看上去只有十五六岁的小姑娘，金发碧眼十分漂亮，但却非常瘦弱，面色更是苍白得可怕。听爸爸说她得的是一种非常奇怪的血液病，每次扭头看她不是在挂吊瓶，就是闭着眼睛躺在床上休息。
有一次去厕所，正好看到女孩的母亲在倒便盆里的血，看到那一大盆鲜血，我忽然有了一种莫名的恐惧，连头也不敢回，便逃一样地跑回了床上……
关于这个冬天，一直都是一种很木然的生活，在这个充斥着满眼白色的病房里，我迎来了人生的第21个春天，不知道还会有多少个春天在未来等着我，而这会是最后一个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