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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5章 中兴(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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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龙女继续说道《南都翊戴记》:上幸南京登极,胜非建言受命中兴,宜筑坛行礼,北望二圣,寅受宝册。及即帝位,因治坛於府东偏,五月朔,上登坛受宝,改元建炎。请以中兴受命名坛,载于祀典。诏可之。汪伯彦《中兴日历》云:又命内侍邵成章、王衮管押乘舆服御辇仪仗至南京来进。

[2]汪伯彦《中兴日历》:先是,四月二十七日,元祐皇后诏令遣王时雍、徐秉哲备车驾法仗等,百官庶务各分其半,发船载宫嫔及张邦昌等前赴南京迎请。又命内侍邵成章、王衮管押乘舆服御辇仪仗至南京来进。

[3]宋《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六十:五月己丑朔,案:《四史朔闰考》同。康王即皇帝位于南京,遥上尊号曰孝慈渊圣皇帝。(《纪事本末》卷百五十。案:朱胜非《南都翊戴记》云:上幸南京登极,胜非建言受命中兴,宜筑坛行礼,北望二圣,寅受宝册。及即帝位,因治坛於府东偏,五月朔,上登坛受宝,改元建炎。请以中兴受命名坛,载于祀典。诏可之。汪伯彦《中兴日历》云:先是,四月二十七日,元祐皇后诏令遣王时雍、徐秉哲备车驾法仗等,百官庶务各分其半,发船载宫嫔及张邦昌等前赴南京迎请。又命内侍邵成章、王衮管押乘舆服御辇仪仗至南京来进。王坐便厅,南仲、伯彦、潜善、延禧、耘、世则皆侍立,成章等捧笥以前,默数各件,内有道冠一顶,非人间样制。成章等拱以奉白太母传语:“此冠自祖宗以来,凡退朝宴间,不戴头巾,只戴此冠。后来神宗皇帝易以头巾,循袭至哲宗皇帝、道君皇帝,非祖宗制也。愿殿下即位后,退朝间宴戴此冠,便是祖宗太平气象。”王敛容流涕曰:“上天眷命,群情爱戴,幕属将佐,上书劝进,拜叩固请,至於五六,吾固辞者亦屡矣!方此踌蹰以思,继又奉太上皇帝即真之诏,太母乘舆服御之意,迫不得已,敢不钦承。”於是命溇择官选得五月一日庚寅,命有司於南京谯门之左,营筑坛场,命朱胜非撰策文告天,命滕康撰赦文肆赦。五月一日庚寅受天命,南仲充礼仪使,延禧读册告天,汪伯彦、黄群善、董耘、高世则元帅府僚属皆登坛行事。王泣涕即皇帝位于应天府治之正衙。南仲、伯彦、潜善、延禧、耘、世则等先称贺上殿侍立,邦昌率百官称贺。册封渊圣文见《北盟会编》。《会编》云:五月二日,御劄:“敕内外文武臣僚等,朕比以乘舆播越,宗庙阽危,迫於师言,勉绍大业。居轸晨昏之恋,载深手足之怀。恭惟乾龙皇帝,聪明宪天,节俭由性,子育加于庶勷,色养致于两宫。金人内侵,四邻多垒,乃遣单车之使,欲邀龙德之临,代亲而行,即日命驾。继而编户困於金缯,复再屈于虏营,欲为民而请命。沈机渊识,外晦内明,时方艰虞,圣以尊养,溥率万邦之望,徯瞻入骏之归。虽道妙无名,岂形容之可及?惟德施罔极,顾尊奉敢忘;爰举徽称,用昭盛烈。乾龙皇帝宜上尊号曰孝慈渊圣皇帝,仍令所司择日奉上册宝,应合行典礼官即速讨论以闻。”)

南宋亡于蒙古之手,是两个军事实力相差巨大的政权之间长期博弈的必然结果,并不令人觉得可惜。败于能征惯战的蒙古铁骑之手,也是当时已知世界里所有称霸一时的帝国的必然结局,南宋的战败也并不丢人。

蒙古人一直扩张到东欧

南宋却继续活了很久

唯一让人疑惑的问题在于时间。

南宋虽然偏安一隅,但国祚绵延一个半世纪而不亡,在与北方的蒙古、金、西夏等政权的凶险博弈中还能时有斩获,为什么在忽必烈1268年正式下手之后只坚持了8年就开临安城投降了呢?如果从襄樊失守开始算起,南宋甚至只坚持了2年。

和真实历史还是有差距

今天的文章,就一起从看看蒙宋两者在地理上发生了什么致命的反转,让坚持了这么久的南宋一下散了元气。

断襄樊而南宋危矣

公元1268年,继承了蒙哥大位的忽必烈经过一年的准备,从北宋旧都开封整兵出发,南下汉江流域,矛头直指襄阳和樊城两座双子城。襄樊之战一触即发。

通过金庸的文学作品渲染,襄樊之战已经成为了南宋抗元战事中最为著名的一场战役。尽管侠客为报国而奋战至死的场景刻画有夸张之处,襄樊之战的重要性和艰苦程度却是现实存在的。

一旦忽必烈大军拿下襄阳、樊城

江汉平原门户洞开,必然不保

长江下游便危如累卵

南宋方面率兵进入襄樊的,是与当时权相贾似道过从甚密的吕文德吕文焕兄弟。不过这两人本质上还不是贾似道的亲信,而是在南宋当时的地方军阀博弈中和中央关系比较紧密的一支,即“荆湖制置司”。

吕氏兄弟所率领的卫队虽然是冠以中央边防部队的名号,实质上却是一支私人部队。这种部队性质,为后来南宋在荆襄之地的崩溃埋下了深远的伏笔。

由于长江各支流具有较强的独立性

依托于南方诸河谷盆地的南宋

也不得不面对地方军阀做大的问题

(由于淮河与江苏海岸线的变动,

下图颜色并非准确表示南宋疆域)

当时的南宋军阀普遍认为,擅长骑射野战的蒙军攻城水平并不值得担忧。只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敌军终究会撤退的。

但他们没有想到,襄樊之战虽然只是忽必烈南下攻宋的首战,却在事实上成为了一场决战。双方都主力尽出,蒙古军队的战术能力也远远超出了宋军的想象力,最终成就了一场令人咋舌的胜利。

蒙军在陆续到达襄樊城下之后,却一直处在集结的状态而没有摆出攻城的态势。出乎吕氏兄弟意料的是,蒙古人非但没有用弓骑兵进行骚扰,反而开始做起了不常见的土工作业,在城外挖土筑起了高墙。

随着时间流逝,城外的土墙日渐牢固,甚至出现了安置指挥部的平台。城外各处蒙军据点连接起来有百余公里之长,形成了巨大的包围圈。城内守军和城外的联系被完全隔绝,襄阳和樊城成为了两座城中城。守军反而变成了想要突围的进攻方,可是突围却屡屡失败。

已被团团包围

远在临安的贾似道当然对这样的局势非常紧张。失去襄樊的代价就是蒙军能够顺汉江南下,直接威胁南宋引以为天险的长江。于是1271年6月,在几次增兵不成之下,贾似道再次派出由范文虎率领的十万大军,从水陆两线沿汉水北上,孤注一掷地试图打破蒙军的封锁圈。

但经过3年的准备,蒙军的土工作业已经非常成熟,试图增援的范文虎部队成为了一支攻城部队,攻击难度大大上升。加上此时蒙军已经从华北调来了水军助战,宋军的水上优势也并非压倒性的,增兵襄樊终告失败。

襄樊沦陷则长江危急

然而救援还是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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