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龙女继续说道五胡乱华前北方各族分布图。在东汉至魏晋时期，北方各族陆续内迁至中原，与汉族一同居住，但是时常受到受汉官欺压或受汉人歧视。当时北方各族即受汉文化影响。如匈奴、氐族改用汉姓并学汉语及经书。中原也流行胡族文化，对于北方民族的生活用具、服装及音乐均感兴趣，并普遍食用牛羊酪浆。
五胡十六国时期北方各族更深入中原，当时在中原活跃的民族有鲜卑、乌桓、高句丽、丁零、羯、南匈奴、匈奴别支铁弗及卢水胡、以及西部的羌、氐、巴人。这些民族所建立国家属于渗透王朝。这些迁入的民族与滞留北方的汉人产生“文化采借”，双方逐渐进行文化交流与民族的融合，其中北方诸国的典章制度与礼仪法律几乎交由汉人制定。然而在交流中，因为思想冲突、种族纠纷及政治斗争等因素，时常发生破坏、屠杀等冲突。
在游牧民族入主中原的同时，连年的战乱使百姓向相对安定的地区迁移。成汉的益州（四川）、前凉的河西走廊、前燕的辽河流域吸引了大量难民，成为立国的基石。河西姑臧还成为丝绸之路上的经贸外来重镇。至于留在中原地区的人民则庇护在坞堡或是部落贵族。坞堡大多由世族豪强建立，主要作为军事防卫。世族豪强所拥有荫户不承担国家赋役，仅对坞主负有义务。为了保证国库收入和劳役来源，各族君主往往进行户口检查，将荫户复归于编户。
当北方诸国一一灭亡之后，由于草原故乡被柔然等新兴民族占据，而且已经适应中原文化与生活。所以这些民族绝大部分没有退返草原，而是留在中原与汉族合为一体。民族的融合直到北周、隋朝方完成。在东晋南朝方面，中原汉人在衣冠南渡后，也和当地汉人、山越等百越诸族、及南方其他各民族发生冲突及融合。在隋朝统一中国后，南北汉人的界线逐渐模糊，融为一体。
经济
鲜卑族的皮带扣，约3至4世纪之间。当时黄河南北与关中地区是遭受战祸最剧，经济破坏最为严重。当时人民不是依附坞堡，成为坞主的部曲。就是迁移至各国首都附近，提供生产或兵役用。各国也会互相掠夺人民、财富以充实国力或是补给军队。由于人民频繁的迁移，使得在初期难有经济发展。
有些国家在稳定之后，开始发展经济。例如后赵石勒在崛起过程中，大厮杀掠。但在立国后开始发展经济，劝课农桑，颁布的税收却比西晋还轻，经济逐渐复苏。但在石虎统治之后，劳役汉人，挥霍无度，经济下滑。另外，有些国家早在开创时期就已经打下基础，做好内政，吸引不少流民投靠。早在成汉成立之前，已有大批流民投靠巴氐李氏。李雄建立成汉后，在他统治之下“事少役稀﹐百姓富实”，成为最安定的地区。前燕慕容皝在统治辽东时即仿照曹魏，开放荒地让流民种植。前凉统治的河西地区，由于相对中原较少战乱，大量流民投奔。农业、畜牧业都有所发展。丝路也能保持畅通，使得首都姑臧成为商旅往来的枢纽，渐渐发展出“河西文化”。
前秦苻坚崇尚儒学，奖励文教。他任汉人王猛辅政，王猛发展经济，关中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获得恢复和发展。使得前秦国势大盛，史称“关陇清晏，百姓丰乐”，打下统一华北的基础。前秦崩溃之后，后秦姚兴注重刑罚，惩治贪污，关中经济稍微恢复。之后西凉李皓在玉门关、阳关开垦荒地，史籍记载“年谷频登，百姓乐业”。北燕冯跋减轻赋役，南凉秃发乌孤注重农业，皆重视根据地的经济发展。
文化
边疆各族在华北地区立国后，互相混战。在这些国家中，以前秦（氐族）和后秦（羌族）的文化最为兴盛，其次则是鲜卑慕容氏建立的前燕及后燕。此外，汉族张轨、李皓所建立的前凉和西凉，更是当时的文化中心，史称“河西文化”。各国的统治者为了维护政权的稳定也发展教育。前赵刘曜设置太学、小学，选拔人才。前燕慕容皝设置官学，并著教材《太上章》和《典诫》。后秦、南凉设置律学，召集地方散吏入学。这促使北方各族接受汉文化，对于民族融合具有积极意义。
麦积山石窟的大佛像佛教早就在东汉时期传入中国，当时由于儒教兴盛，所以没有广泛发展。等到十六国时期，北方动荡不安，以致人人厌苦、家家思乱。时而感到人生无常，精神缺乏寄托。此时五胡君主希望利用佛教教理的戒恶修善、六道轮回来安抚各族百姓，并借由属于外来宗教的佛教来支持其政权。最后佛教得以在北方流行，并与南方佛教互相交流。至于道教，虽然在西晋就有五斗米道（天师道）的出现，但在十六国时期衰弱下来。一直到十六国末期北魏的寇谦之改革道教，才有能力与佛教抗衡。
当时从西域进入中土的僧侣，为数众多，或译经论，或弘教理。在佛图澄、道安及鸠摩罗什的推广下，为佛教奠定发扬的基石。五胡君主中，石勒、石虎、苻坚与姚兴等极力支持佛教发展。苻坚的从兄之子苻朗著有佛学论书《苻子》。佛图澄为西域僧人，他精通经文并擅长幻术。后赵的石勒、石虎奉他为“大和尚”，让他参与军政机要。并支持佛教发展，甚至下令不论华夷贵贱，都可以出家，开启汉人出家之端。道安为佛图澄的弟子，在晚年备受前秦苻坚的崇敬。他致力整理和翻译佛经，将长安经营成北方佛教的译经中心。他于襄阳编定《综理众经目录》，还为僧团制定法规，为寺院制度奠定基础。中国出家僧人改姓“释”，即是从道安开始。道安的弟子后来分布各地，成为传教的主要力量。
鸠摩罗什为西域龟兹人。382年，前秦苻坚听从道安之建议，命大将吕光西征龟兹、迎接鸠摩罗什到长安。但后来前秦大乱，吕光随即割据凉州，鸠摩罗什留居凉州共十七年。直到401年，后秦姚兴得以迎至长安。鸠摩罗什备受姚兴尊敬，待以国师之礼。当时僧人群聚长安，在鸠摩罗什主持下共译出《般若经》和大乘中观学派的论书《中论》、《十二门论》、《百论》及《大智度论》、《法华经》等三十五部两百多卷经典。这些皆成为后来佛学教派和宗派所依据的主要法典。
文学
《李柏文书》当时流传下来的诗及赋不多，可能因为艺术价值不高，所以流传不广。至于章奏符檄，《周书‧王褒庾信传论》认为有可观之作，文风上接近西晋末年的风格。民歌方面，著名的大抵保存于《乐府诗集》的《梁鼓角横吹曲》。其中有出于氐族的《企喻歌》、出于羌族的《琅琊王歌辞》、出于鲜卑族的《慕容垂歌辞》。《晋书》的“载记”还保存一些当时的谚语，如流传于前秦的“长鞘马鞭击左股，太岁南行当复虏”、“河水清复清，苻诏死新城”等。
该时期的作品以前凉和前秦的文人居多。前凉张骏著有乐府诗《薤露》、《东门行》两首，收录于《乐府诗集》。前凉大臣谢艾的奏疏曾被《文心雕龙》提到，他的文集可在《隋书‧经籍志》看到。西凉李皓所著的《述志赋》载于《晋书》本传，这篇赋表现出他建功立业的志趣和对西凉局势的懮虑，内容颇有文采。前秦赵整著有两首五言四句诗，用比兴的手法讽谏苻坚。他还有一首琴歌《阿得脂》是杂言体，有些字句难解，大约杂用氐语。苻坚的侄子苻朗为散文家，作有《苻子》，其中有不少片断颇具文学意味。女诗人苏蕙的《织锦回文诗》虽然有文字游戏的意味，但仍表现出遣词用语的功力，成为流传不绝的佳话。另外，后秦宗敞为王尚申辩的奏章，被吕超认为可与曹魏的陈琳、徐干，以及西晋的潘岳、陆机相比。后秦胡义周为赫连勃勃作《统万城铭》，获《周书‧王褒庾信传论》赞扬为典雅庄重。
艺术
民族的大融合带来艺术文化的交流与整合，由于多元民族文化的渊源，不仅增补了固有文化停滞的不足，更可以强化文化新生发展的生机。由于佛教的兴盛，带动石窟雕像的发展。这个时期最突出的建筑类型是佛寺、佛塔和石窟。
佛教的兴盛带来高层佛塔的建筑以及印度、中亚一带的雕刻、绘画艺术。使当时的石窟、佛像、壁画等有了巨大发展，将汉代比较朴直的风格，变得更为成熟、圆淳。位居中国四大石窟的敦煌莫高窟和麦积山石窟，都是在十六国时期建造。
麦积山石窟始建于后秦时期（约384年前后），素有“东方雕塑陈列馆”美誉。敦煌莫高窟则建于前秦时期，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地，以精美的壁画和塑像闻名于世。由于当时敦煌与西域各国交流频繁，使得早期的莫高窟包含河西文化及西域艺术的风格。其中属于十六国时期的275窟，绘有本生、佛传等故事画。这些绘画以圈圈晕染的方式凸显出人体特征，并以细线勾勒，画风豪放生动，是当时壁画的典型风格。
书法方面，著名的作品有前凉的《李柏文书》、前秦的《譬喻经》、西凉的《十诵比丘戒本经》和《妙法莲华经》等。其中《李柏文书》与东晋王羲之的《姨母帖》皆保存行、楷书变迁过程，对书写考究与风格变化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其他作品则介于书、楷之间。至于碑刻方面，著名作品有前秦的《广武将军碑》及《郑太尉祠碑》、北凉的《沮渠安周造像碑》等。其字体大多在隶、楷之间，风格墣茂古拙。《沮渠安固造像碑》为沮渠安固在高昌所立，原石在新疆吐鲁番高昌故城出土。《广武将军碑》则于前秦建元四年(368)刻。笔划浑朴，结构拙厚，天趣浑成。书法家于右任曾作《广武将军歌》以推崇之。由于前秦碑文稀少，所以此碑与《邓太尉祠碑》皆备受珍惜。
十六国藩王
①成汉皇室
秦王李特（李雄叔叔）
建宁王李越（李雄长子）
汉王李寿（李雄堂弟，即皇帝位）
汉王李广（李寿幼子）
②汉赵皇室
陈留王刘欢乐（刘渊同宗）
长乐王刘洋（刘渊同宗）
江都王刘延年（刘渊同宗）
永安王刘安国（刘渊同宗）
梁王刘和（刘渊长子，即皇帝位）
楚王刘聪（刘渊三子，即皇帝位）
河内王刘粲（刘聪长子，即皇帝位）
河间王刘易（刘聪次子）
彭城王刘翼（刘聪三子）
高平王刘悝（刘聪四子）
渤海王刘敷（刘聪五子）
济南王刘骥（刘聪六子）
燕王刘鸾（刘聪七子）
楚王刘鸿（刘聪八子）